摘要：本文通过描述星占学在1500年前后知识地图中的地位及其与数学、自然哲学和医学的关系来划分星占学发展的历史阶段,总结了星占学理论与星占活动中蕴含的思想,讨论了科学革命时期星占学知识在大学机构中的定位以及在伽利略、培根、波义尔作品中所处的地位。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究了17、18世纪科学革命进程中星占学于何时、以何种方式以及为何失去了近代自然知识的重要地位。

摘要：作者1982—1984年在哈佛大学科学史系做访问学者之际,为了完成自选课题《华裔物理学家对近代物理的贡献》,曾于1982年7月中至8月中进行了一次横跨美国大陆之学术访问旅行。加上前后总共访问或联系过40多位华裔物理学家及工程师。此文仅就访问部分人士的过程作简要介绍。

摘要：自明末传教士入华以来,西方科学仪器以进贡、购置、仿制等方式大量输入宫中。以新发现的清宫抄本《仪器总说》为中心,辅以其他文献,对清宫西方科学仪器的收藏与分等进行了初步研究,指出从形制或工艺等方面清宫科学仪器被分为三等,与瓷器、书画、古玩等的分等相呼应;此外,清代的科学仪器从礼制层面亦可分为三个等级。《仪器总说》对清宫62件科学仪器的形制和用法作了详细的介绍,其中对七政仪、复摆、反射望远镜的介绍,均是中文文献中最早的,为我们了解当时西方新知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难得的材料。

摘要：施履吉是我国著名的细胞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他1917年10月出生于江苏仪征,1940年获浙江大学园艺系学士学位,1944年获浙江大学理科研究院硕士学位,1951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动物系哲学博士学位。施先生既长于理论思维,又有很强的动手能力,被誉为＂难得一见的天才科学家＂[1]。他非常爱国,可费尽周折于1955年回到国内后,却水土不服,没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他的经历是值得深思的。1964年5月,施履吉先生创建了中国科学院北京生物学实验中心,担任该中心的研究员和负责人。该机构采取集中模式,与上海生物学实验中心的分散模式迥然不同。这是张劲夫等行政领导和施履吉等科学家为提升北京地区的生物学研究水平而采取的一个重要举措。可惜的是,在＂文革＂的冲击下,北京生物学实验中心很快即遭到撤销。虽然也培养了一些人才,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总体来说,它未能充分发挥功能,没有达到设计时确定的目标。这方面有经验尤其是教训值得总结,供后来的类似工作借鉴。今年正值施履吉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科学文化评论》编辑部、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所史研究组特邀请到了施先生的旧识、原北京生物学实验中心的工作人员,于2017年7月3日在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联合召开了＂施履吉和北京生物学实验中心＂座谈会。会议谈论了施先生的个性、才能、经历,他在发展我国生物学实验技术方面的理念和实践。大家还共同回忆了北京生物学实验中心的发展历程、该中心主要工作人员后来的情况,并重点讨论了激励技术人员的方法。本文为根据此次座谈会的会议记录整理而成。

摘要：早在1946—1949年间,谢家荣就非常关注中国铀（钍）矿地质与勘查的研究：收集国外铀矿资料并加以传播,指示张宗潢研制铀矿物检测仪器——盖革计数器,并组织通俗科学讲演会,演示仪器效果,组织实施了黄羌坪铀矿的初步测勘并亲自前往调查与研究,认定其值得勘探并布置了钻孔,考察了富贺钟地区的独居石矿并计算了储量,派员考察了辽宁海城的铀钍矿,著文《铀矿浅说》,开启中国铀矿地质研究,著文Some promising regions for searching uranium and thorium deposits in China（中国铀钍矿的找矿远景区）,指出了中国铀钍矿的找矿方向,制定了中国1950年的铀钍矿探矿计划,编写铀钍矿的找矿须知,指导中国铀钍矿的普查。谢家荣是中国铀矿地质与勘查的名副其实的开拓者与奠基人。